解决管理难题的4个秘诀

吴子风

对于一个负责带领团队的人来说，要想让团队高效运转、打造出优质的产品，并且顺利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如果这三件事情处理不当，那么公司很可能会陷入严重的困境。那么，我们该如何着手解决这三个难题呢？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四个管理上的小秘诀，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

第一，避免公地悲剧发生。

公地悲剧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加勒特·哈丁提出的。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片公共的草地，每个牧羊人都可以在上面放羊。因为放更多的羊能让牧羊人自己赚更多钱，所以他们就会不断增加羊的数量。但是，草地是有限的，如果羊太多，超过了草地的承载能力，最终草地就会变成不毛之地。

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每个牧羊人只看到了放更多羊的个人利益，却没有意识到过度放牧会给所有人带来损失。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关键在于“公地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明确。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公共草地变成私有财产，让每个牧羊人都有自己的草地。这样，他们不仅关心羊的数量，也会照顾到草地的健康。如果草地被破坏了，后果就得自己承担。这样一来，保护草地就变成了牧羊人自己的经济利益的一部分。

比如，我们可以用带刺的铁丝网把草地分成一块块的，每个牧羊人负责自己的那块地，这样就能简单地把自己的地和别人的区分开，解决了“公地悲剧”的问题。

这就说明了产权明确的重要性，它是防止“公地悲剧”出现的有效方法之一。

再来说说“吃大锅饭”的现象，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例子。所谓的“吃大锅饭”就是大家干多干少都一样，工资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十年里，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平均主义的问题非常严重。

一方面，企业不管经营好坏，工资都是照发，这就好比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员工不管工作表现如何，工资都差不多，这就是员工吃企业的“大锅饭”。

从个人角度来看，多干活或者干好活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如果做得好，受益的是整个企业，而不是个人。时间久了，大家就不愿意多干或者好好干了，因为感觉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要解决这个“吃大锅饭”的问题，就需要明确产权，就像用“铁丝网”围出自己的领地一样。在企业管理中，我们也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每个人的贡献和回报相对应，这样才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第二，避免委托代理带来的风险。

在《西游记》第二十八回，孙悟空因为打死了几个假扮好人的妖怪，结果被唐僧误会，又被赶走了。剩下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继续他们的西天取经之旅。有一天傍晚，唐僧饿了，就让猪八戒去找点吃的。

唐僧对猪八戒说：“八戒，我饿得不行了，你去找点斋饭来吧。”猪八戒答应后，唐僧和沙和尚就在树下等着。但是等了好久，猪八戒都没回来，最后沙和尚去找猪八戒，却发现他在草丛里睡大觉，还说梦话呢。结果，等他们回去，唐僧已经被妖怪抓走了。

这个故事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唐僧饿了，他委托猪八戒去化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唐僧是委托人，猪八戒是代理人。但是猪八戒呢，他觉得去找吃的太麻烦，周围又没有人家，跑远路太累，对他来说，睡觉比去找斋饭轻松多了。所以，他选择了睡觉，这就让唐僧吃了亏。

这个例子说明了委托代理理论中的一个常见问题：代理人可能不会总是按照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动。猪八戒不愿意去化斋，因为他自己的舒适更重要。这也提醒我们，在管理中，如果委托的任务不被代理人认真对待，那么结果可能会让委托人失望。就像唐僧一样，他本应该依赖更可靠的孙悟空，却因为误会而把他赶走了，结果自己倒霉。这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委托代理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有人代表另一个人去做一些决定，那么这种代理关系就产生了。在管理学中，我们经常用委托代理理论来分析公司内部或者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对于理解一些组织现象非常有帮助。

过去三十多年，委托代理理论是契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后发展起来的。

这个理论的核心任务是研究，当大家利益不同、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委托人怎么设计最好的合同来激励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大规模生产出现的：一方面，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变得更细，权利的所有者因为知识、能力、精力的限制，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做；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让很多有专业知识的人成了代理人，他们有能力和精力去做好被委托的事情。

但是，在委托代理的关系中，因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样，委托人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代理人也是。这两者之间往往是有矛盾的，这就导致了利益冲突。

所以，在委托和代理的关系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委托方和代理方的利益不一致，就像是两匹马拉车，一匹想往东，一匹想往西；又或者是唐僧想吃斋饭，而猪八戒只想睡觉一样。

在企业管理方面，委托代理理论可是大有用途，特别是在公司治理上。想象一下，一家公司的老板（所有者）并不总是亲自管理公司，他们通常会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专业的管理人员（经理人）去做。股东拥有公司，但管理层则是代表股东来管理公司的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司管理机制。比如，设立董事会来代表广大股东行使权力，公司管理者要向董事会汇报，而且管理层的每一个决策都应该以最大化股东利益为目标。

但很明显，就像唐僧和猪八戒的故事一样，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往往存在利益冲突。所有者想要公司出成绩，而经营者可能只想混日子。如果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处理不好，公司就会遇到大麻烦。

举个例子，2010年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国美的老板黄光裕和公司的管理者陈晓之间就公司管理和控制权发生了争执。放眼全球，公司总裁和董事会因为分歧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惠普公司并购康柏电脑的案例。当时惠普的老板卡莉·菲奥莉娜为了对抗竞争对手，想要收购康柏。但当她把这个提议拿到董事会上时，遭到了包括惠普创始人家族在内的股东的强烈反对。他们不相信收购这样一家公司能提升惠普的竞争力。

面对董事会的反对，菲奥莉娜把提案直接提交给了全体股东大会，并通过努力让中小股东支持，最终完成了这笔250亿美元的收购。虽然一开始并购后的业绩不佳，但后来惠普逐渐走出了困境，成为科技界的领头羊。业界普遍认为，并购康柏是惠普后来走强的重要因素。不过，菲奥莉娜因为在董事会中的强硬态度得罪了创始人家族，最终提前卸任。同样的剧情在国美的争斗中再次上演，陈晓虽然一度占上风，但最终也未能逃脱被淘汰的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代理方是否能真正代表委托方的利益呢？《魔鬼经济学》这本书对此进行了研究。书中，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史蒂芬·列维特研究了房地产经纪人是否能代表卖家的利益。研究发现，房地产经纪人在卖自己的房子时，会多花30天时间，并能以高出市场价3%的价格卖出。这说明，房地产经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卖家利益，但并非全力以赴。对于平均售价30万美元的房子来说，3%的差距是9000美元，而对于经纪人来说，他们只赚取大约270美元的佣金，显然不值得为这270美元多等30天。

所以，无论是房地产经纪人还是猪八戒，只要委托方一不留神，代理方就可能偷懒。那么，对于公司来说，如何解决员工可能出现的偷懒问题呢？

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跟进。委托任务后，不能放手不管，需要对委托的内容进行持续的跟进，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如果发现任何异常，必须及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这样，才能确保代理方真正代表委托方的利益。

第三，做好版本管理。

猪身上的肉都是好东西，每个部位都能吃。你去菜市场一看，猪肉种类繁多，价格也不一样。比如里脊肉卖25块一斤，五花肉20块，小排骨17块，猪头肉14块，猪蹄才9块。一只猪被分成好多部分，每部分价格都不一样。爱吃瘦肉的买里脊，喜欢啃骨头的买小排，红烧肉爱好者买五花肉。买好肉自然贵一些，买差肉就便宜。这在菜市场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但这里面其实蕴含了一个管理学的原理——版本管理。

同样是猪肉，不同的部位就像是不同的版本。把不同部位的肉分开卖，就是给不同版本的肉定不同的价，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很明显，把猪分部位卖比整只卖要划算得多。

版本管理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比如说，经常坐飞机的朋友可能体验过经济舱和商务舱；坐火车的朋友可能坐过硬座、硬卧和软卧；买房也有毛坯房和精装修房之分，这些都是版本管理的例子。

信息产品特别适合用版本管理，因为它们的制作成本主要在开发阶段，一旦第一件产品做好，后面的复制成本几乎为零，而且信息产品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组合和拆分。

版本控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时间来区分；另一类是根据产品的功能来区分。

先聊聊按时间区分的版本。在美国，新书上市时，出版商会先推出精装的高价版，过段时间再出平装版，最后是电子书。精装版是给那些迫不及待想看新书又愿意掏钱的忠实读者，等他们买完了，再推出更便宜的版本给其他读者。各有所需嘛。

电影行业也一样，新电影先在电影院上映，票价较贵，等过半年再出DVD，价格就便宜多了。还有金融服务行业，股票信息也有即时和延时两种版本，即时信息当然更贵。

再来说说按功能区分的版本管理。火车、飞机的不同舱位就是基于功能的不同版本。还有电子邮件服务，普通版本免费但容量小、有广告，而高级版本容量大、无广告，但需要付费，这也是基于功能的版本管理。

我们生活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版本管理的现象，主要是因为不同顾客对产品有不同的喜好和期望值。有的人愿意花钱享受高级服务，有的人则更注重性价比。如果能够根据顾客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产品，既能满足顾客，又能增加销量，给厂家带来更多利润，这显然是最聪明的做法。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咱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想象一下，有个信息提供商提供了两种信息服务，一种是即时信息，另一种是延时信息。这个提供商有100个客户，其中60个是耐心客户，40个是急性子客户。

急性子的客户愿意为即时信息支付100元，但对延时信息只愿意出40元，对他们来说，即时性的价值是60元。而耐心客户则愿意为即时信息支付50元，延时信息支付30元，对他们来说，即时性的价值是20元。那么，这个信息提供商要怎么定价才能赚最多的钱呢？

首先，如果只提供即时信息，定价超过50元，耐心客户就不买了，因为他们最多只愿意出50元。如果定价50元，那么可以赚到50元×100人=5000元；如果定价100元，就只能卖给40个急性子客户，赚到100元×40人=4000元。显然，定价50元更划算。

其次，如果只提供延时信息，定价40元，只有40个急性子客户会买，赚1600元；定价30元，所有100个客户都会买，赚3000元。但这两个方案都不如第一个方案的5000元。

第三种方案是提供即时信息，但根据客户类型收费，急性子客户100元，耐心客户50元。理论上，这样可以赚到100元×40人+50元×60人=7000元。但这是理想情况，实际上你分不清谁是急性子客户谁是耐心客户，他们又不会在脑门上贴标签。如果知道你要差别定价，他们都会说自己是耐心客户，所以这个方案虽然最好，但根本行不通。

最后，第四个方案是同时提供两种信息，分别定价。关键是要让急性子客户愿意买即时信息，耐心客户愿意买延时信息。如果即时信息定价100元，延时信息30元，耐心客户肯定买延时信息，但急性子客户也可能选择延时信息，因为可以省10元（愿意付40元，只花30元）。所以，即时信息的定价应该是90元，这样急性子客户就不会选择延时信息了。这样，总收入是90元×40人+30元×60人=5400元，比第一个方案的5000元还多400元。这多出来的400元，就是通过版本管理创造的价值。

第四，留意信号博弈中的陷阱。

每次买西瓜，总能听到一些摊贩这样宣传，但并不是每个卖瓜的都会这么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因为西瓜熟不熟、甜不甜，我们普通人光看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哪怕是有经验的摊贩，也不一定能100%判断准确。除非你切开西瓜尝一尝，否则这个信息是不对称的，买家在买之前并不知道西瓜的真实情况。

买家当然不愿意花了钱，结果抱回家一个生瓜。而卖家呢，特别是那些卖好瓜的摊贩，他们可能更着急。因为一条街上或者菜市场里，卖西瓜的那么多，竞争很激烈。那些真正卖好瓜的摊贩，他们可能进了高价的好瓜，或者自己种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他们知道自己卖的是好瓜，但顾客不知道。

你可能会想，那简单啊，大声宣传自己的瓜好不就行了。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哪怕是卖坏瓜的人也会这么说。这就好比“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喊，顾客反而不知道该信谁了。

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卖好瓜的张大爷能做，但卖坏瓜的王婆做不到，而且顾客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好瓜的信号呢？答案是“包熟包甜”。这意味着如果西瓜不熟或不甜，顾客可以退回来。张大爷虽然不能保证每个瓜都熟都甜，但他的熟甜比例肯定比王婆的高。如果王婆也学张大爷这么做，她可能会因为退回来的瓜太多而亏损，所以她就不会这么做。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信号博弈。当两个竞争者争夺市场时，好的那个需要找到一个信号，向市场传递自己的优势。这个信号要足够有成本，让对手模仿不来。

这个概念最早是由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提出的，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劳务市场的情况。比如两个人找工作，一个能力强，一个能力弱，雇主短时间内看不出差别。能力强的那个人需要找到一个信号，让雇主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能力。这个信号可能是一个高学历，因为能力强的能承受获得高学历的成本，而能力弱的则不能。

当然，这个策略也不是万能的。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并没有高学历，但能力非常强。比如三国时期的吕蒙，虽然文化不高，但能统领三军；晚清的左宗棠，虽然只是个举人，但也成了著名的大臣；曾国藩虽然是“同进士”，但也成就了一番伟业。这说明，信号虽然重要，但真正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是因为“大声吆喝”这个策略太简单了，张大爷和王婆都能轻易做到，而且几乎不花什么成本。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是张大爷能做到，但王婆做不到，而且顾客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好瓜的信号呢？答案是“包熟包甜”。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顾客买回家的瓜不熟或者不甜，可以拿回来退。张大爷虽然不能保证自己的每个瓜都熟都甜，但他的瓜熟甜的比例肯定比王婆的高得多。如果王婆也学着张大爷搞“包熟包甜”，她可就要倒霉了。因为张大爷可能十个瓜里有一个被退回来，但他还是能赚钱；而王婆呢，可能十个瓜里有四个被退，那她可就亏大了。王婆也不傻，一算账，发现这样不行，还是老老实实卖自己的瓜，能骗一个是一个。

这就是经济学里的“信号博弈”现象。

当两个竞争对手在市场上较劲时，一个好，一个差，好的那个得想个办法，让市场知道他才是好的。这个办法得选对了，得是好的那个能做到，差的那个做不到，而且市场还得认可。

这个理论最早是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迈克尔·斯宾塞提出的，他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劳务市场的情况。比如说，有两个人找工作，一个能干，一个不那么能干，但雇主一下也看不出来谁更厉害。能力这东西，得用几天才能看出点门道，这就好比你得把骡子和马都拉出来遛遛，才能知道哪个跑得快。但要是招进来的人不行，再换人，那可就麻烦了，成本也高。能力强的那个人就想了：“我这么能干，怎么就没人发现呢？”得找个办法，让雇主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能力。光在简历上写“能力高”是不行的，因为能力低的那个可能早就这么写了。

所以，得找个有点难度的信号，比如一个更高的学位。能力强的能拿下这个学位，能力弱的就够呛。比如说，在职读个工商管理硕士，这就是个展示你能力的信号。这些学生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周末还得写作业，但他们还是能抽出时间陪家人，这说明他们能处理好学习和生活的平衡。但要是能力有限的人，可能就得多花时间才能完成这些课程，有的甚至根本完成不了，最后可能因为没时间陪家人而放弃学业。所以，能力低的人很难拿到这个学位，这就让高学位成了一个有效的能力信号。

这就是迈克尔·斯宾塞信号博弈理论在劳务市场的核心思想。但话说回来，拿不到学位的人不一定能力就差。就像三国时期的吕蒙，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照样能带兵打仗；晚清的左宗棠，虽然只是个举人，但也成了有名的大臣；曾国藩虽然是“同进士”，但也是一代名臣。这说明，学位虽然是个信号，但真正的能力才是最关键的。

比尔·盖茨，微软的创始人，还有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的老板，他们俩都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这说明，信号博弈这个概念的应用非常广泛，不仅人类会用，连动物们也懂这个道理，而且用得还挺溜。

对动物来说，生存的一大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伴侣，生孩子延续后代。所以，对一只雄鸟来说，怎么吸引雌鸟就非常重要了。光会唱好听的歌可不行，因为所有的鸟儿生来就会唱，这招儿不太管用。

雌鸟真正看重的是雄鸟的生存能力。要是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照顾家庭，保护孩子呢？所以，那些长着大尾巴的雄鸟，它们的大尾巴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大尾巴容易被敌人发现，风险更大，所以没点本事的鸟儿不敢随便长个大尾巴。就像我们常说的“装大尾巴狼”，意思是一样的。有本事的雄鸟通过大尾巴告诉雌鸟：“我最强，你看我这么显眼，还活得好好的，你就放心跟我过日子吧！”

这就跟卖西瓜的“包熟包甜”策略一样，产品质量也是一种不对称信息。好公司想告诉顾客自己的产品质量高，保修期的长短就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质量差的公司不敢提供长期保修，不然维修成本会让他们亏本。

总的来说，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很多管理经济学的研究者都已经研究过了。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学会发现问题，然后去找答案。找到答案后，要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这样管理问题就能解决了。管理中的很多问题其实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这考验的是一个人的洞察力。